中国，2013年

《千万不要忘记》说的是东北的一家电机工厂，工人本来都很积极上进，但其中一个青年工人娶的老婆，是小资产阶级家庭背景的，劝丈夫买一件昂贵的料子外衣，一身料子一百四十八，青年工人的岳母更教唆女婿休假的时候去打野鸭，然后交她卖到黑市，以至旷工险些酿成重大事故，损害了国家利益，都是因为没有革命警惕性，忘了阶级斗争。剧中最后一个镜头打出六个血红大字：千万不要忘记。

我说：“不错，有意思，不过以后年轻一代看的时候，恐怕不好理解，要有人在旁边做解读。”

何东生突然说话了：“八小时工作好办，八小时以外不好办，老毛没有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我有点惊诧何东生直呼老毛。

他继续：“你知道改革开放后，天津有本杂志叫《八小时以外》？八小时是工作，八小时以外是休闲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休闲，社会主义改造好了八小时，但就是没办法关注八小时以外…”

“八小时以外就归资本主义管吧，”简霖插一句。

可能酒精有点作用，何东生接着说：“可不是嘛！你老毛不能二十四小时叫人家抓革命促生产，总得放人家回家，吃点好吃的，买件漂亮衣服穿穿，搞点小资玩意。人民要这个，你不能不给呀，不给谁替你干活？过好生活而已，并不过分呀！八小时要他们干活，八小时以外就该让他们快快活活。”

我一般认识的官员，开口就是官场套话，何东生说的倒像平常人说的话。

我对他多了份好感。

他发表完意见，像泄气皮球，闷着喝酒。我们都喝着酒。

隔了一会，简霖又是那句：好酒、好酒！

他继续：“现在比刚才更好了，刚才也很好，现在更好。就完全醒了。你看，咱们一口白的一口红的喝，都还这么好。”

大家又没话。我以为何东生看完戏会走，谁知道他一直坐着，我们陪着，也不说话，桌上的送酒小吃，何东生都不碰，只慢慢喝酒。简霖拿出大雪茄，没人要，简霖也不好意思抽。

瓶中杯中都喝光，简霖又上了大红袍，何东生也不沾，好像不用喝水。快到午夜，何东生才起来，上厕所。

简霖轻轻跟我说：“他晚上失眠，不用睡觉，我怕他一直坐着，我可熬不住，我现在睡得早起得早。”

“我也早睡，怕熬夜。”我想着何东生在看戏的时候睡着。

何东生厕所出来就对我说：“要不我捎带送你回去？”

我说：“不用，我很近，我走回去。”我多此一举的问：“司机在吧？”忘了他是高官，司机当然在。

谁知道他说：“晚上我都自己开车，我喜欢开车，有时候开到天亮，累了在车上打个盹。”他好像觉得自己说多了，含混的跟我们说“走了”就走了。

我有点后悔没让何东生送我回去，其实没那么近，白天我会走回去，这么晚，还是要打车。简霖住的才叫近，住在这个小区的另一栋楼的顶层。

“我们也很久没见，他可忙了，前阵子在我姑姑的追悼会见了，才想起叫他来，”简霖解释说。

我问：“你们是堂兄弟，你姓简，他姓何…”

“我爸他们三兄弟，两个弟弟参加革命，都改了姓。东生本姓简。”

我理解，老革命家庭第二代，甚至两个亲兄弟不同姓的情况也常见。

“还有一个呢？”我问。

简霖说：“我跟那边没来往。”

我不好意思追问，说：“真没想到你跟何东生有亲戚关系。他现在的官有多高了？”

简霖说：“什么官有多高？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，到这届他是三朝元老，很不容易。”

我问：“那算不算国家领导人？”

简霖说：“严格来说应该叫党和国家领导人，党方面，从书记处书记开始往上都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。政治局委员固然不用说了。”

“哗！这样说我还近距离见过两个国家领导人，一个是你堂弟何东生，另一个是政协副主席董建华。”

国家领导人个个梳大背头，头发乌黑乌黑，面色红润，精神饱满，没想到我我碰到一个头发稀疏、面色青白、失眠的国家领导人。

春色撩人夜

看完老电影喝了酒，初春凌晨站在街头上候车，我睡意全消。我打了个电话给一个朋友，然后去了她的居所。十多年前她还在天上人间夜总会上班的时候我们就认识，我是个平和的人，但有时候也有需要，那就找她。算起来，已有两年没找，连想都没想，直到最近，直到今天。

没想到，回到家还睡不着，好一个令人心猿意马的春夜。这几天，心里惦着的是一件事，要不要发个电邮给小希？

宋大姐说小希常换电邮，不写，怕她又换了，想联络也联络不上，写呢，我觉得会给自己惹麻烦。她一直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，她开餐馆的时候就让我心动不已，当时很多顾客都冲着她而来。我们虽然认识有二十年，可说是老朋友了，但从没在男女方面亲近过，连调情都没有，一个是她身边总是有一群男的围着她，有的好像是哥们，有的是追求者，有的是追求不遂成了哥们。她是身边只有男性朋友没有女性朋友的那种女人，同时却又是那种对自己的魅力没什么自觉的人，以为男性朋友真的只是哥们。我没有下过决心非要跟她好不可，她也没有特别表示过，始终只把我当做一个朋友。后来我以为她会跟一个老外结婚嫁到英国去， 看样子没嫁成，不过从那时候算起我有七、八年没跟她联络了。

当时我已经有一个顾虑就是，她是个会惹麻烦的人。她不是那种知识分子性的异见分子，但过去的三十年，政治上的麻烦总是跟着她，完全是因为性格太直，又太固执，简直是嫉恶如仇，容易得罪人。以前，很多人都愿意帮她，包括一些外国人，现在，这样的外国人都不见了，谁都不愿意得罪中共，愿意得罪的大概也拿不到进中国的签证，而她周围的人，日子都过得好好，都不想折腾，我猜想都有点躲着她，所以她上次在小公园才会说周围的人都变了。

跟宋大姐与韦国见面后，我感到小希最近一定又惹麻烦了，我现在也更肯定上次在美术馆旁的小公园，她被跟上了。

如果我跟她好，岂不是她的麻烦变成了我的麻烦？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一切都可以预期，充满幸福感，我犯什么傻？但是如果跟她见面，只要她稍稍表示对我有意思，我会把持不住要跟她好。她是老了很多，脸上多了皱纹，头上多了白发，但我还是喜欢她，包括性方面她都非常吸引我。这才让我害怕，很久没这么想过一个女人。但是，就算一时冲动，我们好了，我跟她肯定还是没办法相处下去，她想像中的我是跟她同声同气十年前的我，其实我就是她所说周围变了的人，我们现在的心境不一样，对现况的判断也不一样，我跟她肯定是话不投机，说不到一块去。我想起台湾当年陈水扁出来选总统连任，不少朋友家庭男方支持国民党，女方支持民进党，夫妻都做不下去。

我对着电脑，看着宋大姐给我的小纸条发呆。突然，一个想法钻进我的脑中：我一生没完成的事情，不就是写好一本小说吗？有什么比写个好小说对我更重要？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个字写不出来？就是因为生活太安稳、心情太愉快、做人太没压力，换句话说，太有幸福感。谁能把我从幸福感中拉出来？很明显，就是小希。

小纸条上写着feichengwuraook@yahoo.com，我看得懂，小老鼠前面是拼音：非诚勿扰OK。

2 千万不要忘记

小希的自述

我，韦希红，大家叫我小希。

不知道从何说起，不知道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。只怕以后很多事情会忘掉，想到的先尽量写下来，寄存到这个Google文件里。

有人跟踪我。我没做什么呀，为什么有人要跟踪我？

或许我神经过敏，或许根本没这回事，是我多疑。

如果真有其事，那一定是跟韦国有关。我怎么会生出一个这样的混世魔王？

从小他就让我害怕，长着一副像天使一样的脸，撒谎，讨好老师，讨好所有对他有利的人，欺负比他弱的，生性残忍。是的，从小如此。现在，他写告密信，陷害同学，整人，口是心非，还装得特别有理想道德。一切都是我一生最痛恨的。

是他爸的基因，还是我的 基因，或我爸的隔代遗传？还是多种血液中最坏成分的错误结合？

他怪我不告诉他生父是谁，我可以理解。他竟然骂我的那些文化界朋友是牛鬼蛇神，不三不四，影响他的前途。他嘲笑我当年辞职不做法官，认为我愚蠢不配当他母亲。

如果不是八三年的那场严打，让我清楚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法官，我现在应该还在公检法系统里。不过本质上我大概是不可能适应这个体制的。我学法律，完全是为了讨好父亲。

我父亲也算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官吧，五十年代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。我记得小时候只要爸爸回来，妈妈就说，大家听话不要吵。我们都怕他。爸爸从来没抱过我。最怕他的，大概是我妈。我记忆中，在爸面前，妈是没有笑容的。我爸死后，我妈简直判若两人，活过来了，连说话嗓门也大了。我妈不怎么谈我爸做的事，大概也没少整人。

文革时候我爸也挨整了，给关到监狱，因为重病才放出来。恢复高考后的七九年，我从一零一中学毕业，知道爸爸的心愿，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刚恢复招考的北京政法学院，一心想毕业后当法官。我以为我像我爸一样是当共和国法官的材料。

记得我妈曾私下劝我，说我性格不适合学法律，让我去学理工科，不会惹事。我当时不以为然，还生我妈气。我一心想让我爸高兴，觉得我妈是家庭妇女没见识。人多奇怪？对你不好的，你迎合他，对你好的，你不屑一顾，真是没心没肺！

审判四人帮期间，我陪着爸爸看电视上转播。爸爸的脾气在文革中变得更坏，很难相处，常用难听的话骂我们。他晚年不得志，死的时候还充满怨恨。

在大学期间，右派摘帽，文革冤案平反，连四人帮受审，国家也替他们派辩护律师，我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对法律也很有信心，对共产党要重建法治社会深信不疑。

一九八三年我大学毕业，分配到北京下属的一个县法院当书记员。我的噩梦开始。

那年我二十二岁，八月底到工作单位，其他人刚学习完中共中央《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》的文件，他们简单的向我传达了文件精神，就让我开始工作。我从来受不了坏人赢好人输，当然非常赞同党和政府从重从快的打击刑事犯罪，我认为我绝不会手软。我有所不知的是，我心目中的从重从快其实远不够重不够快。可能是心理建设不足，也可能我心目中的法制跟现实有距离，一展开工作就出状况。

正常情况是公安抓人，检察官起诉，法官判案。为了从快，公检法三方各派两人，在公安局办公，抓到疑犯就审查、检控、判刑同步进行。当时大家都不太知道检察官是做什么的，而我们法院派出来的是两个级别最低的书记员，一个是退伍军人，政治过硬，但没正式学过法律，一个是我，刚从学校出来，而且是个女的。基本上，当地的公安局正副局长，主导一切。

第一天我就已经快要崩溃了，所有大小案子都判死刑，其中没有一个是杀了人的。抢劫的判死，偷窃诈骗的判死，喊冤的、举证自己无罪的，根本没人理。

到了一个犯了流氓罪的年轻人，睡了人家姑娘，家人找上来，双方扭打起来，各有轻伤，女方报了公安，把男的抓了，男方知道严打期间，事态严重，家人都去跪在女方家门外，求女方撤案，女方不答应，案子就到了我们六人小组手里，公安局长说：流氓罪，怎么判？我连忙说：罪不至死。其他五个人看着我，都不吭声，像在责怪我。但因为我说了罪不至死，最后判无期发新疆劳改。那天审完，公安副局长拿起一份报告说，别的地方都一次枪毙几十个人，你们看河南好了，郑州、开封、洛阳，都一次枪毙四、五十个，连焦作这样地方，都一次就枪毙三十几个，咱们连两位数都到不了，你们说怎么办？大家都感到压力挺大的。那时候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书记员说，那个流氓罪的，有恶意伤人，判得太轻了，不符合中央精神。公安局长说，那就改判死刑吧，算他赶上。其他人附和，我正想反对，公安局长说，这位女同志，你不要这么婆婆妈妈。他的斥责竟把我震住了，你说我多脆弱。

那个周末枪毙了十个人。我很后悔，看清了自己的懦弱，为自己的妥协感到愤怒。法律有什么用？这还叫法治社会吗？那天从刑场回来，我就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。第二轮我们两个法院书记员，分别跟着片警下到管片的各种场合联合办案抓人，然后在县城公安局集合开庭。我已下定决心，凡罪不该死的，就直说罪不至死，记录在案，两个法院代表中有一个反对判死刑，其他人就坚持不下去，只能改判。但这样判死刑的人就减少了，大家都担心会受到上面批评。单位打电话来做我工作，我也不听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就算不出意外，单位也已在安排把我调走。我晚上在县城里被军车撞了。平常情况，在地方上，军车横冲直撞，老百姓被撞伤撞死都只能认命。但是，就算是平常情况，如果军车撞的是公检法的人，也得扯个没完没了。可是那次，军方的人直接把我送到三零一医院治疗，事后我们单位也没怎么去追究他们。

出院后，我办了辞职手续，成了没有单位的人。我妈完全没有责怪我。